琉球群岛东南发生5.8级地震

第二，在规范允许限度内的宪法变动，才具有法的规范效力。

与此同时，考虑到尊严死亡存在滥用的可能，一旦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个体的生命安全特别是面临医疗困境的弱势群体，也容易陷入风险之中。(45)See Lars Johan Materstvedt et al.,Medical Murder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42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621(2016). (46)See Lambert and others v.France[2015]ECHR. (47)参见前引(31)，王利明文，第11页。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尊严死亡运动，其关注焦点就是医疗领域的生命质量，特别强调患者可以选择拒绝治疗。大量研究表明，很多病人的死亡过程都在痛苦中被延长，他们接受了不必要的侵入式治疗。即便是主张死亡权的一些学者，也强调死亡权是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片面强调生命自决权，忽视尊严死亡的程序规制，就容易不当侵害生命安全权。唯有如此，医生才能避免对生命权造成侵犯，消除医疗行为的法律风险。

(19)参见倪正茂等：《安乐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在审查评估环节，医生应当对病人进行诊治，询问病人或其监护人、医疗代理人对病情、医疗方案和尊严死亡后果是否充分知情。(29)这一规定认可了尊严死亡的方式和价值，完善了国际人权公约的生命权保障制度。

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强调指出：尽管认可个体自治的人性尊严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成员国应当采取足够措施，在不违反公约义务的前提下，预防自杀行为，特别是处于脆弱状态下的个体的自杀行为，包括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个体。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生命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整个人权体系的权利基础，对生命权的保障应当适用比其他权利更为严格的程序标准。特别是在道德观念不断演进，尊严死亡逐步得到社会认同的背景下，以制裁为主的刑法规制存在明显局限，容易面临正当性争议。在尊严死亡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确立保障生命权的医学标准，并为医疗实践审慎设定法律边界。

需要指出的是，病人可能主动请求医生加大药物剂量，虽然不能立即终止生命，但是可以加快死亡进程，这种俗称慢性安乐死的做法，也应当遵循有关法律的程序规定。成员国保障生命权的义务，还应当包括可以合理预见的、可能导致丧失生命的威胁或者危险情形。

在此基础上，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从限定适用对象、确保病人知情同意、设立正当医疗程序等方面，系统构建尊严死亡的程序规范，推动医疗行业完善临终医疗措施的标准和规程，实现法律逻辑与医疗逻辑的有机统一。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尊严死亡法律制度，也都体现了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的基本要求。当然，为避免尊严死亡泛化或者滥用，这些国家的法律还通常明确地或者默示地限定，尊严死亡并不适用于普通人或者普通病人。(39)尽管这一案件涉及的是《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事项，但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观点蕴含着对放弃公约权利行为的处理规则，应当同样适用于放弃其他公约权利的行为。

(53)前引(52)，祝彬文，第36页。传统上关于尊严死亡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概念层面的误解和混淆。⑦参见吕建高等：《论人的尊严与死亡权》，《学海》2011年第5期，第133页。(28)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看来，生命权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命安全，还要保障生命尊严。

如果将人的生命视为一个连续体，那么病人到了临终阶段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理应成为生命尊严的内在要求。尊严死亡不能由他人随意决定适用，而是以病人在充分知情前提下自愿提出申请为前提，同时病人应当具备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

又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规定了系统的评估、声明和实施程序，并由自愿协助死亡复核委员会进行监督，持续完善自愿协助死亡的质量和安全性。(31)遵循这一逻辑，建立宪法人格尊严条款与民法生命尊严条款之间的关联，无疑可以为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确立更高层面的宪法依据。

只有经医生审查，符合申请条件的临终病人因遭受难以忍受的疼痛或痛苦，无法继续通过医疗措施缓解时，才能根据病人申请采取终止生命或协助自杀等医疗措施。作为一般性的医疗准则，为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权，医生采取的治疗措施不能危及病人生命对各个要件的判断，并不能直接得出各个要件是否具备、侵权是否构成的结论，而往往需要对各要件满足程度进行综合考量。这种理论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客观来说，答案是肯定的，新西兰人身损害事故补偿制度就是明证。[41] 如南昌铁路运输法院（2019）赣7101号行赔初5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34] 参见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43]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冀法委赔字第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基于此，本文以公开的裁判文书为素材，分析过错要素如何直接成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法外构成要件、如何间接影响其他构成要件的成立、如何进一步影响责任的范围和形态。

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是过错要素在实践中得到应用的常见情形。法院在面对上述情形时，仍然需要违反道德直觉地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五、过错影响国家赔偿责任的责任承担 侵权责任法一般被分为责任构成法和责任承担法两部分，前者解决侵权责任如何构成的问题，后者解决责任如何承担和损失如何填补的问题。最后，以警察通常职务勤勉的注意义务来看，无法预见其会再次伤人的，即无过失，因与果的关系相较而言是最遥远的。

[15] 参见江必新、梁凤云、梁清：《国家赔偿法理论与实务》（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错误登记、错误许可等情形中国家机关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的现象。[43] （二）过错对责任形态的影响 侵权法上，过错对于责任形态的影响，典型地体现在第三人介入侵权的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形态。由此可以发现，尽管日本《国家赔偿法》条文中确实规定了违法性要件，但该违法概念本质上是指权利侵害。

[19] 参见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二中法委赔字第0001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尽管赔偿标准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值得另行探讨，但不管采用何种赔偿标准，过错至少在损害计算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者的出发点不同，本来就不完全是一回事。[5] 参见上官丕亮编：《国家赔偿法研究述评》，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08－113页。

[13]由此可见，赔偿、补偿的分界仍具有意义，法院认为国家赔偿具有惩戒行政违法的功能。再次，综合归责原则说虽然重视过错要素的作用，但却未能认识到违法归责的本质。

尽管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相对来说是清晰的，即以恶意串通为判断标准，但对于不存在恶意串通时承担的相应责任是按份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实践中还存在不同认识。比如有法院就曾直接违反《国家赔偿法》作出如下不予赔偿决定：本院因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发生变化，故作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于广泽无罪的再审判决，并不存在过错，故对赔偿请求人的请求，应予驳回。如前所述，侵权法理论认为，责任的量应当与过错程度相一致。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2] 参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行赔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同理，对于责任范围和责任承担方式，也可以将过错分别植入责任减轻或免除条款中。

[1] 参见周汉华：《论国家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在一起精神障碍者伤人的案件中，精神障碍者边某在某地滋事，被告公安局未及时制止，边某的伤人行为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被告公安局涉事民警也被依法判处玩忽职守罪。

第二，由于对我国国家赔偿法意义上违法的理解，本质上已经吸收了过错的判断，因此违法的判断并不比过错更容易，所期待的简单明了、易于接受、可操作性强仅限于违反明确的相对人权利保护规范时。[12]基于这一理论，过错、违法性都是多余的，所谓的统一国家责任法不再具有法律责任的可非难性特点，唯一的作用仅仅是救济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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